儒释道世纪对话
儒释道世纪对话
儒、释、道三家对话，不仅仅是今天才开始，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开始，三家在一起对话已经超过一千年以上的历史。佛经里头，释迦牟尼佛对六师外道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也是通过对话的形式来阐释。印度很多的论师，马鸣菩萨、龙树菩萨、无著菩萨、世亲菩萨等等，他们造了那么多的论典，其实也就是与不同宗派，不同宗教对话的结果。
2008年4月19日起，儒释道三方代表齐聚澳门，就“中华文化与社会和谐”主题进行精彩对话。该论坛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主持，对话交流有三个子题目：
1、儒释道“对话”对中国历代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作用；
2、儒释道“对话”的历史规律和经验；
3、儒释道“对话”对中华文明建设的现实价值和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参考价值。首届“文明对话暨论坛”由来自北京的叶圣陶研究会、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及澳门中华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活动一连举行两天。
主持人：许嘉璐，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主持嘉宾。
佛教代表：学诚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道教代表：张继禹道长，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
儒家代表：林安梧，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
儒释道世纪对话(一）
许嘉璐：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长时间的不同信仰之间的友好对话、共生共长的经验。面临着新的世纪，又应该有一轮新的自觉的对话。我们的先哲能够进行友好对话，除了彼此之间相互尊重、理解与从对方吸取营养，这样的经验之外，在这些行为之后，还有什么更根本的、深层的原因？在我们回顾历史，从祖先的怀抱里再次吸噬人类智慧的乳汁的时候，必须通过相，达其意，才能立与我们祖先相同的志。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值得探讨，而看看学术界的一些论点，似乎这方面关注的还不太够，不知三位有没有同感？
林安梧：对话在中国历史里头，各个宗教的对话一直是有的，和谐这个“和”字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地方，它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不同而同才叫做“和”，和而不同，君子是和而不同，小人是同而不和；君子是周而不比，小人是比而不周。我是进到这个天地里面，才开启这个对话。有天、地，有人，在我们的传统哲学讲叫“三才”，人参与于天地之间，当然很重要天地中有万物，人进到这里面才开启了整个世界的可能。
谈到儒道佛的对话，这个对话已经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儒道原先是同源互补，那么佛进来，也经过一两千年，整个中国文化是越来越丰富。我曾经作过一个简单的比喻，“道家好像空气、水，儒家好像饭，佛教是药，有病要吃药”。佛教传进来的时候，中国其实是处在病痛的年代，传进来后不到100年，就跟道家有融合，所谓“六家七宗”就出现了，后来佛教在中国出现了天台、华严、禅宗，有这么高的成就，都有道和儒的因子渗透在里面。
儒道佛的互动融通是非常的丰富。我开个玩笑说，因为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很大，本来是药，药厂开得很大，久了就兼卖健康食品，里面也有儒家、道家的东西。举个例子，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去年定为“克己复礼”年，克己复礼出自《论语》，你说这可以不可以？在我们华人世界里，当然可以，在西方就会觉得很荒谬，你这么拿别人的东西放到自己的教里面去？因为佛法不离世间法。总的来讲，台湾的人间佛教为什么这么兴盛？它是和儒、道结合在一起的。在台湾，我的体会是家家儒道佛，所以我常和一些朋友说，你填履历表时，在宗教那一栏，你如果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宗教，你就写一个“中国传统宗教”或“华人传统宗教”，不应该写“无”，因为你既是儒，又是道，又是佛。现在你如果说佛只是药就不对了，它已经是什么都卖了。
这样一个交融互渗的原因，在学理上，我曾经做过探讨，也就是在华人宗教里面，是“因道以立教”，这个道是共通的，儒道耶回乃至世界各大宗教，都通到那个共通的根源，我们姑且叫道，它不只是道家的道。而西方的一神论的宗教，它是“立教以宣道”，排他性强一点，不过这些年我参与过一些宗教对话，文明对话，慢慢的大家也打开了这些限制,我觉得这一点很好,一神论的宗教的学者，排他性不像以前那样了，也就是说，信徒之间的来往也多了,宗教学者之间的来往也多了，高层之间的学术理论沟通也多了。
宗教信仰在一般的华人地区几乎没有任何的困难，这一点在台湾特别清楚。据我所知，台湾的宗教信仰，儒、道、佛、耶，还有传统的信仰、少数民族的宗教、伊斯兰教与其他的一些宗教，加起来总信徒人口超过2300万，但是台湾的人口只有2300万。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信了好几个宗教，那么有没有冲突呢？没有冲突。在我们来讲，叫“道通唯一，教出多门”，教与其说是religion，它其实是teaching，在华人世界里，这个方面从来不是问题，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文明开启了对话，宗教开启了对话，慢慢我们就体会到，在整个中华传统里，原先就具有这么多可贵的因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能够有最极端的不同，其实它不是不同，它是辨证的和谐。也就是我们易经所说的，“因易之为道”，从宇宙造化的根源，到人间善性的实践，到人性的落实、教化，它有一整套的东西。
许嘉璐：林先生强调了两点：第一点，中国文化讲“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在中华大地上，儒学在前，从汉末开始，佛教传入，虽然道学和儒学同时产生，但作为道教，却是比较后期，因此“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就自然成为基础。第二点，就是中华民族信仰的多重性，这在西方哲学里有时叫做双重人格，双重信仰，其实在中国，有时不是双重，有时是三重甚至多重，这是一种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文化，这是儒者的见解。在宗教者看来，符合不符合佛与道的教义？我们知道世尊有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法门？就是因根施教。同样，道教也是如此。我不知道林先生这番话强调的这两个重点，对于我们的高僧与高道，联系自己的教义是否认同？
学诚法师：佛教在中国流传超过两千年的时间，已经融入到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融入到炎黄子孙的血液当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之一。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没有听说过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外来的宗教，但佛教跟中国的社会融合得更加密切，所以我们一谈传统文化就谈到儒、释、道三家。
梵蒂冈在一次宗教普世大会上，请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参加会议，但不请佛教。为什么不请佛教参加会议？梵蒂冈说佛教没有主神，所以我们不请佛教。言外之意，他不把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来看待。但是哲学界里面，认为佛教里有很多很多的神，它是多层次的，不仅仅是一个神，属于多神教。那么佛教究竟是什么？究竟跟一神教有什么不同？那么，佛教在中国成功的传入，以及两千年以来发展、壮大的过程可以证明一点，就是佛教非常擅长于同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相结合，各个民族相结合，尤其是民族的文化。汤因比说，二十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佛教传到西方。
儒、释、道三家对话，不仅仅是今天才开始，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开始对话，这在历史上面都是能够看得到的，比如在佛教的典籍《弘明集》、《广弘明集》，以及很多祖师大德的著作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对话，不是说谁来取代谁，也不是说谁比谁好，谁比谁高。刚才主持人也谈到，对话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来理解不同的学说、不同的宗教，他们说些什么，他们这些理论、观点，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帮助。所以更重要的是，报着一种互相交流、互相接纳、互相学习的一个心态。这样子的对话，不仅仅对对话的人，也是对在座的人，甚至更多的能够在电视机前看到我们对话的人，都会有帮助。那么，佛经里面第一句话，就是“如是我闻”，它是靠听，那么听的话，就需要人去说，这就有一个说跟听的关系。
许嘉璐：学诚法师刚才说了一个人名叫汤因比，是英国历史学家，已经过世，他的巨著，就是《历史的研究》。刚才最后一句话“如是我闻”，这是在所有的佛所说经里，开头的四个字。如是我闻，那就是他后面演绎、解释了，就是佛教的学说，是靠口弘道，靠知闻，但是知闻只是第一步。
学诚法师：今天这一堂对话，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听的人要能跟说的人相应，要能够对对话的本意有一个准确的理解，我认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才不会引发歧义，才能够促进和谐。
许嘉璐：我对儒学、佛学、道学都是个想入其门墙而未得的人，我也希望望其宫室之美，那恐怕很难达到的。就我的寡陋见闻，世尊在他的所说法中，对于外道，包括对婆罗门教，以及后来的高僧大德，对于小乘佛教，是有意的、很清楚地标明我和他们不同，但佛教从来没有对于与自己异者采取一种暴力的、权威的手段，那么我想，恐怕这也是蕴涵在佛教教义中，不注文字的一种精神，不知我的体会对不对？
学诚法师：佛经里头，释迦牟尼佛对六师外道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也是通过对话的形式，他怎么说，佛教怎么认为，这样来阐释。印度很多的论师，马鸣菩萨、龙树菩萨、无著菩萨、世亲菩萨等等，他们造了那么多的论典，其实也就是与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宗教对话的结果。
许嘉璐：另外是不是在佛教中也是这样，对于未开悟的人，比如只达到罗汉果位的人，要想开悟，让他进入到菩萨果位，也都是采取循循善诱的办法。我为什么说这一点，因为到了宋代，禅宗走到棒喝阶段，给人一个误解。比如在《维摩诘经》里面，维摩诘菩萨病了，世尊派菩萨去看他。一个一个地点名，一个一个不敢去。那么就叙述了自己曾经在维摩诘面前显出了自己的道力不足啊，开悟的程度不够，受到维摩诘的教育，这样就很怕到维摩诘那里去再被诘难，受到考试。像这样一个很生动的故事，我想就体现了佛教对于不同的文化、对于开悟不同程度的人的一种包容、爱护、理解和尊重。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学诚法师：对话还存在着一个层次的问题。最高的对话就是不要说话，心灵是相通的。
张继禹道长： 高道不敢当。道教说“道高弥安”啊，这个追求的目标是要一辈子。中国文化之所以能这样五千年沿传至今，而且不断地吸收新的文化或者说域外的文化，不断地来创造自己的文化，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文化的主体性，这个文化五千年不变，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中华民族有自己的一个主体，但是有自己的主体性又不排他，就是说有包容性，没有排他性，应该说这里面是道的文化。我觉得道的文化不一定是指道教的文化、道家的文化，就中国来讲，应该说是一个道的文化，应该说道是既有主体性又有包容性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按照道家来讲，老子讲就是要“自虚极”，自虚极才能够达道。庄子讲是要“为道极虚”，虚就是要包容。就像我们一样，我们要有虚，就是我们要有空间，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朋友，我们都要留有空间。像我们建一个大房子，今天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会场，容纳这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有空间，才可以坐到一起。所以我觉得既有主体性，又有包容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总结道教文化时有一句话，叫“道教之真精神”。他把道教之真精神的提法看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既能不断的吸收外来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又能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我觉得这就是既要保持一个小我，我们都是一个分别不同的个体，我们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域，这都是小我。但是我们要追求一个大我，融入到这个大的道中去，我觉得中华民族能够延续五千年，维护这样一个大一统，可能跟这个文化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张继禹道长：我觉得在当代，文化吸取外来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促进对外的交流，不断吸收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来补充我们。一方面，我们叫两岸四地，两岸四地是一个整体，从文化上面来讲，我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是我们也有不同的地域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来提起的概念。第二，其实三教的对话，历史上很多人作了很多的贡献。南北朝的时候，梁代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道士，一个是和尚。道士是陶弘景。陶弘景是梁武帝时期的人，这个人很有学问，既是道教的高道，又是医学家，还是化学家，他发明了冶炼，还可以说他是散文家。梁武帝非常尊重他，请他出来做宰相，但是他深居在山中，人称“山中宰相”。他用自己的行动促进三教融合，他把道教的神仙排了一个谱系，在这个谱系里边，把孔子也吸收进来了。在他的道场里边，既设一个道堂，也设一个佛堂，隔日朝拜。今天去道堂里边朝拜、诵经，明天去佛堂里边朝拜、诵经。还有一个和尚，叫傅大士，他是主张三教合一，有一天他是戴着道冠，穿着袈裟，脚上穿着靸履，然后有人问他，你怎么这么个打扮？他说：“我是要以儒为基础，以道为首，中间以佛为心。”
许嘉璐：这就是林先生所说的，空气、水和饭和药。
张继禹道长：历代的人都在诠释这样一个三教合一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还不在三教对话，是我们许许多多的历代大儒、高僧、高道，在默默的，包括我们许多的社会大众，都在参与到这样一个三教的对话、三教的融合中。就如刚才林先生所说的，我们中国人有多重的信仰，他来自文化的这样一个影响，通过我们的行动也在促进着三教的融合，构成中国的这样一个“道”的文化，或者说“和”的文化的传统。
儒释道世纪对话(二）
许嘉璐：三位的高见又引发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多重信仰随处可见。比如在云南的一个地方，离开村子大约两三千米的山上有一座小庙，我随机地去看，一座没有僧人的庙，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庙，看得出香火很盛，为什么呢？香炉里的香灰满满的，香案上还落了一些，烛台的烛泪留得很红很厚，说明香火很盛。抬头一看，赫然的释迦世尊、老子和孔子三尊像！我就想，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包括原始佛教——在印度、天竺流行的原始佛教，和由老庄之学后来衍生出的道教，都是产生于对现实的体验与观察和归纳。也就是，他是“从人到人”。比如，我们都知道老子、庄子是谁，是人。世尊出生在人间、生活在人间、弘道在人间、涅槃在人间，他涅槃之后留下了舍利，仍然是现实的东西。儒家的理想，以孔子为代表，他总结了夏商周，特别是周公的礼仪，礼仪是从生活当中提炼，概括成为一种规则，一种协调社会的机制，然后他提出“仁”，从人当中又回到人，“仁者爱人”。
常常我们对自家的东西，“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啊，没感到有什么奇特，但是对比一下，（这个我要声明，我们谈儒释道对话的时候，对其他的信仰不是评价高低，只是说特色，说同中之异，谈异点。）有的信仰是从神到人，所谓一元神，一神论，就是人造了一个神，然后赋予他创造世界万物，包括我们人，都是他创造的，也是一种二元的对立——神与人的对立，人永远是人，不能成神，神永远是神，不能贬为人。儒释道都不是这样，如果本着正信正念，我布道，我可以立地成佛，佛者，觉也。以前我跟学诚法师谈到过，包括“一阐提”都可以到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教也是，求其真，求自己精神的升华，儒者可以从一般的人到君子，由君子进展到贤者，由贤者成圣，所以“从人到人”和“从神到人”是不一样的，恐怕是学理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
此时又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张道长提到傅大士，他提倡三教合一，而三教合一提倡的高潮是在明代，三教合一的问题，各位怎么评论。
学诚法师：释迦牟尼佛原来是一个王子，并且是一个在世间上文武双全，非常成功的人，最后从世间的上人成为出世间的上人，成了佛，功德圆满。释迦牟尼佛出家，是因为看到了老人、病人、死人、修道人，正是因为对人的痛苦的厌离，以及对出家修道快乐的向往而出家的。出家以后悟道，总结人生有八种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爱别离苦，是跟喜欢的人不能在一起，就会苦；怨憎会苦，是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也会苦；求不得苦，我们要得到的东西得不到，就会痛苦；五蕴炽盛苦，就是我们人类的烦恼与痛苦。“八苦”都是以人为本的，他成道就是悟出如何来解决人类的这些痛苦。生老病死是我们人的一种规律，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与五蕴炽盛，它是我们内在的烦恼的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的问题。为什么人会有爱别离、怨憎会呢，就是我们人内心里有分别心，不平等，所以释迦牟尼主张平等，众生平等，所有人都平等，所有的人通过自己的修道，最后都能够跟佛一样成佛。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也是很有趣，儒释道三家确实也蛮有趣的，每个寺庙里都有伽蓝殿，伽蓝殿里面供的是关公，关公儒释道三家都敬奉；妈祖，在我的家乡，道教、佛教、基督教、不信教的人都朝拜妈祖，这都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在一个人的身上就能体现出来。
许嘉璐：在一神论的宗教和民族里面，借佛教的一句话说，就是“不可思议”。不久前去新疆，我问维吾尔族的姑娘，“维汉通婚，过去比较少，现在维汉通婚有没有？”她说，“很多呀。”我说：“从前是只能汉族的姑娘嫁到维吾尔族的家里，现在有没有维吾尔族的姑娘嫁到汉族家来？”她说，“也有啊，我就想嫁一个汉族人，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朋友啊？”包括家庭当中的多重信仰，在有的民族是难以想象的，这和包容有关，无论是多重信仰也好，具体体现就是三教合一论。我个人认为，现在不必谈宗教形式上的、组织机构上的三教合一，有自发的，像学诚法师所说庙里面供关公，这是可以的。三教还是各自去吸收对方的优点来发展。但是我要看到三教合一是有它的哲理，和宗教本身的这种信仰的内涵作为后盾。是不是？一个点头了，学诚法师没点头，是不是有意见？我的话对不对？
学诚法师：我们把关公当成护法。
许嘉璐：他是护法神？
学诚法师：是。
许嘉璐：那在座的各位居士，有信仰的，你们都是在家护法神，护法人啊！都有可能进庙被供养一番。
张继禹道长：用道教的话来讲，其实中国人有一个追求。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追求一个神明的保佑。我们祈求佛祖、祈求神明、祈求祖先来保佑我们，保佑我们安居、健康、幸福、顺利。但是，从道教来讲，有一个最根本的追求，就是“真”的追求，所谓“终极真理”的追求。道教讲，就是“真人”，道教所有的神仙，得道以后都会有个封号，这个封号就是“某某真人”。我们家祖先，正一真人，丘祖，大家比较熟悉的长春真人。这个真，即是神，这个神既是外在的，宇宙之间的那个核心的力量。其实那个真反过来也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上有个神、我们身上有个真。这个真和宇宙之间的、天地之间的那个真是通的。所以在整个人生的追求，或者修行过程中，我们是要不断地避免被异化，才能保持这个真。所以道教教化人，你不要被外在的名啊、利啊、钱啊所左右，你被它所左右了，你的“真”慢慢就失去了，失去了，就会离道越来越远。
许嘉璐：“终极真理”这个概念是西方神学、哲学常用的，现代文明也引进来了，我觉得中西之间的差异是在这点上最大。因为在基督教文化中，或者我们扩大而言是指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文化，或者再加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欧罗巴基督教文化，终极真理是神谕、是神祇，已经都定了。林先生是台湾诠释学的权威，从诠释学来说，它是一种权威诠释。就是说对神谕，我们后来只能解释它，去体会它。而在儒家、在佛教、在道家，这个终极真理：道家就是“道”，道是什么呢？不可道。因为“道可道非常道”。佛家呢？是佛性、心性，心性是什么呢？不可言说，不可思议。如果我生活在宋代，假定问学诚法师：“佛祖西来意？”他能给我拿棒子，“梆！”给我一下，我可能马上开悟：“哦！不可言说，不可思议。”而儒家呢？就是求“升”，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
林安梧：是这样的，在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确是在整个构成、整个性质上不太一样。我们的经典基本上是交谈性的经典，不管儒、道、佛，它不是个“启示”的经典。所以他最后所信仰的终极对象，就以Paul Tillich所说的“终极关怀”来讲的话，宗教是个终极关怀。我们最后所说的用“道”这个字眼去说它，这个道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道通为一”，“教出多门”，我们是因道而立教，他们是立教而宣道，这一点不同。
我最喜欢举一个有趣的日常器物为例，我们是用筷子吃饭，西方用叉子吃饭，筷子吃饭跟叉子吃饭有学问。把它翻译成哲学语就是：筷子是主体，通过这个中介者连接到客体，关联在这块，而且是它必须构成一个整体达到平衡跟和谐，你才能举起这个客体，这是我们东方里面的。西方用刀叉，主体通过中介强力侵入客体、控制客体，这个不同，这里代表两个倾向。
西方所使用的语言是强势语言形态，我们基本上是弱势语言形态。就像刚才学诚法师提到的，我们的沟通要从“可说”进到“不可说”，从“有”进入“无”，从“有”进到“真空”，最后回到“空”。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传统谈到儒道佛，讲到“和而不同”这些互动，就很有意思。所以在这里以儒家来讲的话很强调“述而不作”，其实不止儒家述而不作，道也是，佛也是。它是一个传统的延续、转化的发展。它比较不是抓住某一个话语，作一个题，经过一个所谓论辩的过程带来新的发展，它里面有一个诠释的发展，诠释、转化、创造、发展。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这样一步一步发展。
而谈到儒道佛在这里其实它很有意思的，其实在修养功夫论上它也有相关联，但它也有重点。刚刚大家都提到了，儒家强调自觉，觉性，当然儒家也有其他。道家讲自然，道法自然。佛教强调缘起性空，一切放下、自在。基本上是这三个字，一个自觉、一个自然、一个自在。那怎样自觉呢？他强调这个“敬”，诚敬的敬，敬而无妄，不虚妄，很真实的；道家也谈“静”，宁静的静，宁静致远这个静；佛教也讲“净”，是净而无染，干净的净。所以是同样三个Jing字，用现在普通话国语念是接近的，当然用闽南话、广东话会稍微区别一下，因为古音韵里会复杂一点。
林安梧：我很同意刚才主持人的一个提法，就是我们现在谈这个汇通，谈三教的合一，我不主张它叫同源，因为它是不同源，儒道讲同源，佛教不同源嘛，他毕竟从印度来的。讲同源，因为明代中叶也有谈三代同源，三教统论，这个同源是在理上说的同源，在道上说的同源，不是时间的同源，也不是空间的同源，所以那个差异性一定要保持的。因为差异性的维系、保持，是人类进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在，特别在现代化之后是很重要。现代化之后，我们必须对现代性的普同性、一致性，提出一些批评，而具有这些批评能力的，在我们古老的三教传统里基本上是有的。我今天代表儒家立场来说，但是我基本上也认同道跟佛，还有其它宗教，特别我常跟很多朋友说，这十多年来，使我受益良多的是来自于道跟佛。儒家谈自觉，这个觉性必须回到天地，道教最强调“天地”了。佛教讲缘起性空，你要放下，你要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觉性如何可能啊，另外的觉，就是你要能放下，所以它有它的汇通处。
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个汇通，这个汇通当然是个起点。大会主办单位很会挑，天时地利人和，它先挑人和处为起点。论天时、地利，我想，澳门真的不算是特别好的地方了，大家一定会这么说。但是从“人和”作为起点，才有所谓汇通。人跟大自然，跟自然之道不同的地方，人参与天地之造化，他参与以后是要维系这个常道的。自然之常呢？道教讲：“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这个常很重要。但不是说任它自然就可以，是人参与以后，达到第二度的和谐。这个部分一步一步来，今天这样一个发展，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其实一千多年已经发展过好几个高度，只是现在到了新的年代。
佛教里，你看佛经，翻译成多少汉字的佛经了？几乎都翻了。但是，佛教的高僧，即使读再多的经书，包括玄奘，还是同意要依法不依人。依据佛法，不是依据人。依义不依语，依据的是义理，不是依据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你依据的是究竟了义的，不是依据不究竟了义的。所以它基本上到最后，原原本本的东方佛的出世，诞生了《六祖坛经》，这时候不再是“如是我闻”了，他有一个新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华人的，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成就，也是儒，道，佛的一个发展。就儒家来讲，宋明理学也是儒道佛的一个融通、发展。在台湾，我觉得宗教教团各方面也朝这个方面发展。
这些年来，我们在海峡两岸互动来往，沟通很多。特别是最近这十年来，进步非常的快、非常的好。我就很期待，我们用筷子的精神，有平衡、有和谐、有同等。我想未来华人世界可以成为全世界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如何保住多元，又如何能维系同等，维系平衡，在21世纪非常重要。现在我们谈联合国，谈欧盟，老早联合国在中华民族就出现过了，周天子不是联合国总部吗？那不是欧盟吗？所以我在这里顺便呼吁一个跨时间的对话，“我们各个大学多注重我们古老的学问，这古老学问里头隐含了很多现在我们所忽略的。”我们教育系要有教育史，我们政治系要有中国政治史，我们社会系要有中国的社会史。我有一点感触就是，在华人的大学里面，有一些慢慢不见了。一样的，我们宗教里面现在有这么多互动融通。你讲了，孔汉斯他研究了，这方面深入了。像Smith Huston“人的宗教”，对华人宗教也都深入了，这是非常可贵的。所以，今天从这里内部对话，这个内部对话是主持人客气说的，因为它这个内部必然通向外的。就好像儒家谈的“内圣”，它必然通向“外王”。没有一种只有内圣没有外王的内圣，也没有一种只有外王没有内圣的外王，我想它本来是内外通的。教是会通里面，其实最后回到人，但是人要回到天地。我常跟一般年轻朋友说：“这个时代，现代性一直太强调‘我的’，现在要把其中‘的’字去掉，回到‘我’，再把‘我’放回到天地，这个世界就会美好。”我想我们在谈对话，大概比起我们三十年前儒耶对话的时候已经好多了。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新的时代，这是一个文明多元互动融通的年代。
名词解释“一阐提”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儒释道世纪对话(三）
作为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如何应对新世纪各种局面的挑战？儒家的敬、佛家的净、道家的静--祖宗有这种遗产，我们也有这种智慧在祖宗遗产上再向前走，找到解决个人心性，乃至整个社会如何科学地、正确地对待21世纪挑战问题的办法。儒佛道三家代表皆指出，“坐而论道，不如起而力行”。中华民族性应该是积极入世的，这就是起而力行。
许嘉璐：当前无论是宗教，还是整体的民族、文明，还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种挑战和冲击。有些人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理想相悖的，比如科技为中心，它就忽视了人文、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然后个人为中心，连家庭的和谐都难以维系。林先生刚才感慨的，有关中国的学问，真正有敬、静、净研究的，在大学里是凤毛麟角。佛道两家，包括丛林，恐怕也躲不开当今社会上浮躁、奢靡与声色。
作为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如何应对21世纪？用汤因比的话说，他没有看到今天，没有看到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他的一个基本学说是挑战与应战。我们面临挑战，如何守住自己文化的根？既要借助经济全球化、科技昌盛的部分，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浪潮，同时又对它的负面影响，能用儒家的学理、佛家的佛理、道家的道理，正确地剖析，有效地应对。我觉得似乎不是三教本身的事情而已，亦是中华民族昌盛与衰弱的关键。
林先生说到儒家的敬、佛家的净、道家的静，三个jing。宋明理学特别强调的敬，当然与孔夫子并不违背，比如“吾日三省吾身”，这三省是敬的外在表现。现在谁在三省吾身哪？很少。回到家“三算”--今天又多少进账，股票又跌了，上海股市又跌了，我什么时候清仓。举这个例子来说，恐怕这是我们三家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正确地面对自身的异化问题。这恐怕是全民族要思考的问题，每个人都要思考的。我想听听学诚法师，你们佛家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学诚法师：许委员长的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如何来面对挑战，如何来应战，这就关系到如何对待不同文明。现在常常听到，文明究竟是在进行对抗还是对话。我们提倡和谐，就能够处理好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差别、差异。和谐就是对各种文明、各种宗教的不同的主体的尊重，大家是平等的。
佛教里边有四悉檀--世界悉檀、对治悉檀、各各为人悉檀、第一义悉檀。其中的世界悉檀，就是在社会上，大家普遍认为的行为规范和学说，佛教也承认这样一种说法。唯独最后的第一义悉檀就不同了，不同于其他的文化、其他的学说。各各为人悉檀和对治悉檀，就是佛陀要对治众生烦恼的一个具体手段，对整个社会来讲，强调的是世界悉檀。从世界悉檀就会落实到每一个人，不管信佛教的人也好，还是不信仰宗教的人也好，都会面临自己生命的本质问题，也就是终极信仰的问题。
我们人的一生，生活、生存、生命、生死。生死就是把前生跟后世隔开，生活就是我们生命在今生今世存在所表现出的一个形态。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我们人的生命究竟在前生，在后世？它是存在呢，还是不存在？它是以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存在？这是宗教所要关心的问题。我们人的行为，以及这个行为的结果，佛教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切的痛苦、快乐，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行为造成的。过去的行为也有可能是前世、再前世，也有可能是此时此刻的前面。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会引发出痛苦，也会引发出快乐，痛苦的原因是因为造了恶业，快乐的原因是因为造了善业。善跟恶是从人的动机和行为来判断，而不是从结果来判断。世间上很多学说，很多人认为：对我有好处那么就是善，对我不好的就是恶的。佛教则是从人的动机和人的行为来判断。
佛教的学问是一个生命科学，它是向内的，其他的学说它这个心是朝外的。佛教说，要通过我们自己内在的烦恼的净化，我们的行为才是善。世间上面为什么会发生民族冲突，恐怖主义，地区冲突等等事情？从本质上讲，去杀人就是满足自己的嗔心；去侵略别的国家、侵吞别人的财物，就是满足自己的贪心；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别人、会给社会引发巨大的痛苦，就是因为痴心、无明。这些从本质上面来讲，都是烦恼的表现。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贪嗔痴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慢慢慢慢大家都回归到自心，这个国家也好、社会也好、人类也好，就会太平、就会和谐，我觉得这是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地方。
许嘉璐：刚才学诚法师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就是佛教的信众、四众弟子，真正认识到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那么各种的挑战，也都实际上拒之于千里之外，但是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
学诚法师：佛教里边先是讲苦集灭道，然后再是讲无苦集灭道，小乘先讲苦集灭道。
许嘉璐：首先承认苦集灭道。
学诚法师：对。苦就是我们痛苦的结果，集就是痛苦的原因，灭就是灭苦以后的境界，道它就是灭苦的手段。这些已经都去掉了，然后就达到无苦集灭道，它不需要了，这些手段、方法都不需要了，就证到空性。
许嘉璐：因此也就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那就达到涅槃了。
学诚法师：恐怖主义也不存在了。
许嘉璐：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摆在中华民族，以及摆在其他民族面前的共同的问题。西方学者，包括西方的神学家也说，时至今日，有智慧者一定要把眼界放开，看看其它文明当中的东西。比如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白石朗说，“对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基督教文明的单纯的英美和欧洲资源似乎渐呈竭尽与垂死之相，或至少是需要注入新鲜的观点”。因为一神论，或者是对一神论经典的权威性诠释，或者独断式诠释，已经因为科学的昌明而受到极大的削弱。现有的他们的一些理念、理论和信仰，难以应对21世纪当前的情况。我感到，中华民族的儒释道，祖宗有这种遗产，我们也有这种智慧在祖宗遗产上再向前走，找到解决个人心性乃至整个社会如何科学地、正确地对待21世纪挑战问题的办法。希望张道长，或者是林先生，能就着无论是儒学还是佛学、道学，谈谈怎么在当前这样一个时候，以一个新的内涵，应对当前的世界，关注社会，促进社会的敬、静、净，才能达到和谐。
林先生谈到大学里研究这个的太少了，但是这还是在研究范围内，就象佛学在寺庙里，道教在道观里。怎么样在社会里，自觉觉他、普渡众生，为社会做些什么？因为坐而论道容易啊，我们都到澳门来了，在这里论道；明天可以到香港，或者到台湾去论道。一个儒者，乃至佛道，应该是积极入世的，我同意余英时先生的话，恐怕要关注社会，介入社会，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儒者。
林安梧：刚刚谈到文明，在我们华人的传统理念里，对文明这个字眼，基本上会想到“明”的另外一个字眼叫蔽，遮蔽的“蔽”。不管是道，是佛，是儒，基本上认为，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里面，对这个文明所造成的蔽，必需要有所处理。道家讲要“为道日损”，佛教里面讲缘起性空，儒家还要告诉你，你对这些东西你要真正能证明而求其实。你对话就要围绕这个“实”来说。所以在《易经》里面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我们谈人文、谈文明的时候，基本上是跟天地、跟自然是合在一块儿的。主持人也提到，我们谈这些真的是“坐而论道，不如起而力行”。不过，我知道大陆今年有一个变化，清明节、端午节跟中秋节已经落实为真正的节日。这就是起而力行。
许嘉璐：大陆的朋友、学者包括我在内，还有台湾的朋友、香港的朋友都有在签名。
林安梧：对，我们都有签名。最近有一些学者朋友提议以孟子母亲的生日为母亲节。此说法最早是我在台湾师范大学时，张启君教授先提的。孟母是伟大的母亲，所以那一天作为母亲节，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孔子诞辰为教师节，这在台湾已经行之多年。我觉得这是一个纪念式的落实。另外，我觉得在儒家的传统里面，其实人是放回天地、放回人伦、放回社会。人之为人，不是具有个体性，individuality，个人而已。人是在家庭里面、在人伦里面、在社会里面，人是在天下之间、在古往今来里。我们谈到列祖列宗，谈到往圣先哲，谈这个问题时候，它有一个纵深度，历史的纵深度；有一个超越高度；有一个整个存在的社会的广度、厚度。一个人有广度、有高度、有纵深度，这个人就不脆弱了。我觉得这应该是儒家一个很独特的地方，也是道、也是佛所共同同意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参与通识教育的工作。通识教育学会一直在推展这些相关的问题。大陆现在的通识教育叫做素质教育。
许嘉璐：它是这样的，在中学的全面的教育叫素质教育。在大学里的课程设置，那个叫通识教育。
林安梧：这个部分，宗教的向度要摆进去。宗教的这个向度，众生的这个向度忽略了，那么人的这个纵深度跟高度，就不足了，纵深度跟高度不足的话，他的广度跟厚度也就很难。既然谈到宗教汇通，我们借这个机缘来谈。
许嘉璐：你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我也在大学教书，关于大陆上的大学教育，我也经常发表一些议论。我所知道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已经有宗教课程作为选修，选修的人还很不少。我想原来对于宗教，大家都认为是迷信，现在承认是一种文化，自己根本不了解，想去听听，知所未知吧。恐怕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为赚学分。所以课程设了，我们的课程能不能进入到学生的心里。我不是指的那种急功近利地、教条地要求学以致用，而是因为儒、佛、道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理论去作用于人心，最后如果达不到作用于人心，我们的课程就又容易走到被遗忘的地步。
我去过学诚法师的龙泉寺，很感动。那天恰好是佛诞法事的最后一天，他们庙很小，但是居士们，穿着义工的背心，人数恐怕不止一倍于住持僧侣。我和居士们聊天，觉得他们已经达到了道家的静。再进一步聊，我说，“各位居士，你们都是护法，在家能不能守住五戒？”都是年轻人哪，他们都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来做的、按照师父教导来做的、按照佛经做的，因而又达到了佛家所说的净。我和他们一起聊天，我一再声明，在今天的座谈上没有首长与非首长。我说，“如果学诚法师承认我是一个在家的弟子啊，就很不错了。”我发现居士的发言，包括后来在他那里吃素，和居士一起吃素餐，在他们身上也有儒家的敬。所以我就想，今天林先生所说，而我所举的这个学诚法师的龙泉寺的例子，这是我们介入社会的一个途径、一个管道。但是还不够，因为宗教以虔信者为主体，因而他的能量、心性所指导下的能量是很大的，还应该再开辟更多的管道，再搭建更多的平台，让我们儒、释、道三家直接地、间接地产生作用。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年轻人现在生活的目标就是上一个好高中，然后上好大学，然后攻读研究生，拿到学位，找到一个好公司，好公司就有好工资。将来是女孩子找到一个帅哥，男孩子找到一个靓女，买一个好别墅，开一辆好车，这是人生的最大的愿望。你要从这种直接刺激于感官享受的欲望中，让他开悟，让他自觉，做人性工作，恐怕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在这种挑战面前，还得请你们再说说，到底怎么应对这个挑战，学诚法师刚才讲的是佛家自身哪，反求诸己。请问道家呢?”
张继禹道长：从道教来讲，《太上老君内观经》里面就讲 “信道易，行道难”，说劝一个人信道，或者说我想去信道，这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这个他恰恰是跟基督教有些不一样的。但他强调的是行道难。
许嘉璐：关于知易行难，知难行易，在近代是一场争论。
张继禹道长：从宗教体验上来讲，还是行难，行更难，所以在行的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自身个体，我修行、我去做、我去体验这个文化，体验这个道，我如何去做，如何去行。就如刚才你说的，很多居士去这个佛寺里面去学经，去体验生活，去感受这种文化，在这个地方来净化自己的心灵，从中得到很多的启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寺庙，作为一个宫观，你如何去弘道？因为我们说这是一个窗口，是一个载体，是我们弘道的一个重要的阵地。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从宗教来讲，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寺、观、教堂，真正做成一个弘道、弘法的地方，传法、传道的地方，让人在这个地方能受到心灵的洗礼，这恐怕是作为宗教来讲，是最重要的责任。所以，宗教活动场所，宫观应该起的作用，就应该是这样一个作用。古往今来都是这样。
许嘉璐：宗教活动场所的确是受到商业的冲击，这也没办法，我也不能、我也无权下令，说你旅游团不能进寺庙，恐怕也不可能，对不对？
张继禹道长：就是减少这种所谓的商业性的因素，这个参观游览的形式，恐怕是对于寺观教堂来讲
许嘉璐：首先要强身哪。
张继禹道长：首先要强身，应该发挥你应有的这个作用。
许嘉璐：林先生所说的，关于中国的这个学、那个学，现在很少有人问津，不开设，或者不去研究，也是从强身的角度来谈。我们对于中国的文明，应该加强，这是21世纪的需要，也是强身嘛。学诚法师所说的，按照佛教的教义，按佛所说经来提高我们在家人和出家人，弘法和护法的人的这种素质，真正看透了，和你说得创造一个好的、安静的环境，都是同理。概括大家的意见就是，客观已经提出了这样急切的要求，而我们主观上还没有做好准备，一个准备就是，要正确认识宗教对促进社会和谐的极其巨大的作用，要有充分的认识。同时要给宗教包括儒学，在社会上起到这种积极的作用提供种种的方便法门。然后儒学自身、佛学自身、道学自身应该也要与时俱进地提高自己的深度、广度与厚度。这个我想恐怕不是一日之功。
儒释道世纪对话(四）
现代人的我执性太强，在西方社会，人的异化的问题很严重。针对这个问题，儒家强调承担，“我就在这里”；道家说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佛教通过缘起法，业力的观照，彻底地了解当下就空。儒释道三教在这里有一个恰当的融通、学习。要讲“我”，“我在这里”以前，要想“我在天地间”，而我当体是“空”的，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我执太深，才不会有一些麻烦。
许嘉璐：在中国的文明中，无论在儒家、道家、释家，对于人天讲的比较多，就是“参天地之化育”，我们对大自然、对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三家是共通的，就是讲和谐，和谐就是一个对彼此关系的处理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儒学也好，宗教也好，很多的理念完全是现代的。儒学经过嬗变，从原始儒家到宋明理学，就姑且称为新儒家吧，然后再发展到熊十力，到牟宗三，以及包括林安梧先生在内的牟宗三的高足们，被称为当代新儒家，他也是一个嬗变。那么对于佛学，对于道家之学，恐怕也有一个任务，就是又有一轮的新的阐释。新的诠释，这是三学适应社会所必须走的路，我们看看基督教，由原始的宗教，后来又发展到中世纪，由中世纪之后，在文艺复兴的激励和工业化萌芽的基础下，又有马丁．路德的改革，然后接着有加尔文的改革，一直到今天，我和西方的学者交谈，他们也在思考要改革的问题，要重新阐释。三位各有专攻，高僧（学诚法师）、高德（林安梧）、高人（张继禹），不知道对我这个看法是否认同。
林安梧：当代新儒学从第一代的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到第二代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一直到第三代的包括杜维民、刘述先，一直到我们，这样的发展里面其实有一些阶段性使命在完成，当时所谓建本立体的，为整个族群所面临的存在的危机，找寻到一个立足点。象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在做一个形而上的追求，稳定和“心体”与“道体”的关系。
许嘉璐：熊十力可是出于儒，入于释；出于释、又返于儒。
林安梧：对，所以到牟先生他们这个年代，最重要强调儒道佛三教恰当的融通和怎么样来应对现在化所开出的民主和科学。到我们这一代，他不是如何从传统开出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一个新的课题，叫做如何在现代化的学习过程里，让传统的智慧参与进来，作更多元的互动和融通。问题不再是如何从内圣开出外王的问题了，而是如何在新外王的学习过程里，内圣重新的调节。所以我所重视的是成圣，不是你如何成圣成贤，不是你如何成为一个君子，而是成为一个公民。就是社会公民，公民社会下的公民，我这几年一个新提法就是“公民儒学”，公民儒学必须要单纯。而公民儒学的这个公民的概念，与君子这个概念有关系。
许嘉璐：就我所看到的，新儒家所说到的这个公民，即是国家的公民。
林安梧：是，就是从一个市的公民，到国家的公民，到整个亚洲的公民，到全世界的公民，甚至如果有其它星球的人类的话，宇宙的公民。
许嘉璐：对，是这样子。
林安梧：这样一步一步的来发展。再过两个礼拜，在台湾要开一个关于“1958年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反思”，这是当代新儒家最重要的一个宣言，1958年发表的，到今年2008已经满五十周年了。满五十年大家要做一个反思，大概就我个人来理解它调整的向度上，基本就是儒道佛的更恰当的理解跟融通，另外进一步的，就跟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它各大文明的理解跟融通。在大约二三十年前，有一次宗教汇通，那时候有点各说各话；两三年前，又碰到台湾中原大学的林治平教授，他是基督教的代表，我跟他说，“我们应该到了一个新的对话的时期。”我看到我的老朋友张教授在那儿，他是对天主教的教义理解很深，不妨我想我们可以儒耶会谈，就在澳门，这也是一个“人和”的好地方。
许嘉璐：在澳门特首的支持下，筹办此首届儒释道对话，我在内地也在筹划另外一个对话的平台，我想办一个国际性不同信仰的对话平台，初步拟定在山东曲阜，可能第一场对话就是“儒耶对话”，接下来可能就是“佛伊对话”，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对话，也可以是“佛婆对话”，婆罗门教就是印度教。把我们的视野和我们的声音放到国际背景下，去参与、去检验，也是一种试验。这个论坛一直保持着我们中华内部做一个整体，和其他不同的文明来对话，到时候我希望你光临哪！
林安梧：好，没问题。我们谈到儒道佛这三教，儒家很强调承担，“我就在这里”，他的一个承担的意识就是这样子。道家的话，他就要告诉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你要说我在这里之前，你要先了解我在天地之间。而佛教呢？佛教通过缘起法，业力的观照，彻底地了解到，要你体察说，我当体既空，当下就空的。所以常常听年轻的朋友说：三教在这里有一个恰当的融通、学习。你要讲“我”，“我在这里”以前，要想“我在天地间”，而我当体是“空”的，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我执太深，才不会有一些麻烦。现代这个我执性太强，西方基本上，就是人的异化的问题很严重。我记得十多年前出版过一个书叫《谈中国宗教的意义质量》，我觉得是很重要。儒道佛的思想，我们在心理学界，台湾的本土心理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我的一些老朋友做了一些，两岸四地各方面都有人在做。我觉得象许委员长做这样一个平台，把这样一些人拉在一块，大家一起来谈，把这样的声音能够沟通、互动、融合、发展，这是一件盛事，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许嘉璐：我认为，的确象张道长所说的，知之易，行之难。而知与行的这种关联的一个中介，用儒家的话说，就是自省；用佛家说，就是开悟，明心见性；那么从道家说，也是真、一的真正的体验。其实关键的问题是教由一宗，宗教式的体验，这是信奉者与不信奉者一个巨大的差别。比如在大陆，于丹讲《论语》。据我所知，于丹她自己是有自己的体悟的。无论是她在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还是当面说的时候，她对今天社会的浮躁与圣人的教导是相背的这种相状，她的忧心以及她对自身的要求，我觉得都是符合她所讲的，努力去符合所讲的内容。但是她的书卖了一千万本，是吧？是不是每个看的人都真正的开悟？或者再降一降，于我心有戚戚焉？然后才能够去信奉，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如何能够儒者、道者、释者，能把自己内心的体验，用什么方便法门，引导社会、引导人们也都走向这里。或者用于常话说，渐入佳境。同样这也是值得我们学者和高僧、高道思考的。我不知道，张道长你的这个宗教体验，你在布道、弘道的时候，有哪些经验？
张继禹道长：谈不上经验。我们说是要“随方设教、历劫度人”。这个宗教就是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从教化的角度来讲就是，你的宗教的思想，这个哲理很高，但是必须要落实到人的生活层面去，他才能起作用。也就是说，你教化得有对象。你对象都没有了，你再好的教化是个空的，落实不了。所以道教讲，要随方设教、历劫度人。时代发展到今天，那我们的教化形式，我们的宗教体验的方式，恐怕都得要有所变化，要适应这个时代。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根本的。道教讲，“道在人中，人在道中”，就好像鱼在水中，水在鱼中，是一个互相交融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必需保持在这个交融的关系，一直处在道中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作用。那一个处在的作用对于自身来讲，我觉得其实刚才安梧先生讲得很好。道教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讲如何静。《道德经》里面说：“清静至圣”。这个《清静经》里面讲，“人能长清静，天地悉皆归”。清静是最大的一个基础，修道的一个基础。《坐忘论》里面说：“静则生慧”，我们现在说要长智慧，静下来才能长。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静。我们神才能安。安神以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处理好事情，这是一个方面。作为宗教体验来讲，就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引导，这样才能体道，才能悟真。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教化的这个方向，我觉得就是按照道经里面说，“道在人中，人在道中”，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中，让大家在生活中去体味这个道，体味到了这个道，然后从中呢，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行为，有所帮助有所启迪，让我们在这个人生中过得更好。
许嘉璐：你们高僧高道，包括所有在寺庙道观里修行的，他有宗教的寺规，要坐禅，坐禅本身要求得心静，静而定，定而慧，我们儒家怎么办？当然也有很杰出的典型，比如香港的饶宗颐先生，国学大师，据我所知，直到他九十岁的时候，他每天还要坐禅，其实他是一个儒者，我想从林先生说的敬静净；到学诚法师所说的自性；到张道长所说的静中求真，求一；这是个问题，恐怕需要人们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一个反思，明确自己对于更崇高的东西的追求之后，心静下来了，在纷繁紧张的生活中，能求得片刻的清净，安静，我认为恐怕也是三家共同的。
美国的学者，哲学家狄百瑞是研究朱熹的，他在对朱熹的评价中，阐明了任何时代的儒家学者是怎么样通过对儒家传统的重新获取，而能够对社会更新，有所注意的。并且在当今世界，中国传统自由内部的这些改革和更新的理想，又是怎么样为创造一种全球性的人道意识而提供灵感。这是一个母语非汉语的，文化的根并非中华文化的学者，以他学者的智慧和眼光以及研究的工具，得出的结论。这段话概括起来就是，儒家学者对社会的责任，以及他希望中国现在的学者，不断与时俱进、改革更新的这种理想，为全球的人道意识，提供智慧。狄百瑞研究的是新儒家，其实，我讲这个话，也适于佛教和道教，以及中国其他的已经正在逐步中国化的各种宗教，比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今天我们的对话，也是在尽自己这份责任，我衷心希望我们的儒家学者，高僧，高道，为给人类、给世界和平提供大西洋彼岸人们在期待着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多作贡献。
张继禹道长：我们谈的主题是中国文化与社会和谐，其实我们谈的东西，讲的都是和谐，中国人讲这个“和”，从儒家角度讲，是这样的；道家讲，“和则相生”，我们觉得维护这个和谐，去促进和谐，就促进我们个体生命，每个人更加有活力，更加进步，国家更加的兴旺，宇宙社会，更加地能兴旺，生生不息。
许嘉璐：我想把张道长兼顾整个地球和宇宙的这种关怀，拉回到我们的会场来。让我代表三位对话者，祝愿在场的所有的护法，学者，永远家庭和谐，永远吉祥康健，我也希望学诚法师，张继禹道长，以及林先生，在各自的事业上，多做出新的成绩，为民族的和谐，地球的和谐，和宇宙的和谐，尽我们的力量！（完）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生于 1919 年，是西方研究儒学的重要学者，任哥大梅森荣休讲座教授及荣休副校长。他把新儒学研究引入美国，提倡一种对亚洲在通识和核心课程中的位置的全新构想。
